杨光华，化名子才、巴本、老周。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人。1908年生，1991年逝世，享年83岁。

杨光华家庭贫寒，为谋生计，少年到沔阳县新堤镇当学徒。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新堤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杨光华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参加“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工人夜校”学习，从一个求翻身解放的工人，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革命大潮中崭露头角：他18岁组织制扇工会，任纠察队长;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戴家场暴动，任红四军(一说红五军)团长;21岁任中共沔阳县委书记;23岁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24岁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25岁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建设洪湖革命根据地，重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救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幸的是，由于在湘鄂西同夏曦的斗争埋下了祸根，王明对上海中央局调他到满洲省委任书记不信任，1935年以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的名义，调他去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从此落入了被监视、审查、判刑、流放的深渊。一颗耀眼的明星就这样殒落了，教人唏嘘叹息。

揭竿戴家场　　犯颜瞿家湾

1931年，夏曦到洪湖革命根据地，组成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开始，杨光华执行了夏曦的错误路线，负有一定的责任。后来，杨光华醒悟了，同夏曦作了坚决斗争。在瞿家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杨光华同夏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反对邓中夏的所谓“右”倾逃跑主义问题，杨光华说：“邓中夏主要是‘左’倾错误，而逃跑是脱离根据地后，在敌人压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再如成立“贫农团”和反富农斗争问题。夏曦指责周逸群领导的土改是“富农路线”，要在复查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杨光华说：“富农分坏田，如果他有经营土地的能力，两三年后把坏田变成了好田，要不要再分?贫农分得好田后，既无农具又无耕牛，他种不了这块田，要出卖行不行?”对于这些实际问题，夏曦无法回答，十分尴尬。

1932年，中共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夏曦依仗王明的支持，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改组派”挂钩，极力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实行肃反扩大化，将原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和省委常委万涛也抓来审查。杨光华同杨成林一同去找夏曦议论。杨光华说：“省政治保卫局是省苏维埃政府下属机构，而党是领导一切的，保卫局也属省委领导，怎么可以随意抓省委的人呢?即使省委内出了反革命，也应先报告省委，经常委会研究，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然后再抓，抓的是反革命，而不是省委常委，这才是组织原则。”此时，夏曦搬出了苏联的“肃反经验”，他说：“苏联肃反委员会发现苏共中央谁是反革命，就是先抓捕后通知苏共中央的。”把杨光华顶了回去。

为了党的事业少受损失，杨光华以后又多次冒生命危险找夏曦，苦口婆心地劝说。特别是使用肉刑逼供的问题，杨光华要求把贺龙和关向应找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夏曦才同意省委派人监审。三天后，派去监审的杨成林回来对杨光华说：“不得了了，他们逼供就要逼到我们头上来了。”当天，杨成林给夏曦留下一张纸条走了，条子上写道：“我杨成林不是反革命，也决不做反革命，永别了。”由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个湘鄂西省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

受命满洲省

1932年8月，蒋介石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突围后，夏曦命令杨光华随红七师到张金河待命。在与刘绍文、宋一平等进入江陵四湖时，突发伤寒，病倒在小船上。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请来郎中，悉心为他医治，才转危为安。此时，在四湖许多小船上，都住有伤病员，杨光华指示李家芬筹到一笔经费，发给每个伤病员，让他们先投亲靠友，转出白鹭湖，再找组织。安排好伤病员后，他与宋一平扮成兄弟，到上海找组织关系。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杨光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告》，要求重回湘鄂西工作，中央看了报告后，留他在上海中央局工作。

1934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上海中央局派到满洲省委主持工作的林电岩，被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召到苏联未归。中央局又派杨光华去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同年末，杨光华赶赴哈尔滨，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依靠和团结原省委领导成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重建了新的满洲省委，省委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二、恢复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三、建立反满抗日人民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四、同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争取去苏联的林电岩早日回国工作。

五、建立省委机关内部组织工作，严格保密制度，防止敌人破坏。

正当满洲省委的工作有序展开时，1935年初，王明、康生以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连给满洲省委发来电令，先是调满洲省委所有负责人全部到莫斯科、后又改由杨光华一人去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临行前，杨光华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和安排了满洲省委工作：一、把省委交通员老吴送到珠河根据地;二、把黑王(王学尧)派到密山游击队;三、发出《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遵照中央“独立而自信地实行自主工作”的指示，积极开展反满抗日工作。

冤沉莫斯科　流放北冰洋

当杨光华满怀希望来到莫斯科时，等待他的是冷遇。一个月后，王明、康生召见了他，王明说：今天请杨光华同志搞清几个问题：一、你在上海被捕是怎么释放的;二、你在江苏的反党问题;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龚被隔离了，你为什么还与他联系;四、你身为满洲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执行中央代表团的电令，擅自决定把文件送往苏联，致使文件丢失。

杨光华对突如其来的审讯感到意外和震惊，但他仍然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在江苏省委的“反党”问题，杨光华说：“他时任省委秘书长，赵立人任省委书记，赵向他传达中央局新的组织方案，对于省委常委间的联系方式，他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党的原则允许的，但遭到撤职处分，交中央局处理。中央局并未理会江苏省委的‘处分’，派他去皖南巡视工作。不久，江苏省委遭到破坏，中央局又派他去重建江苏省委，说明中央局对他是信任的。”关于决定将满洲省委重要文件送苏联的问题，杨光华说：“省委接到中央代表团销毁省委文件的电令后，经常委会讨论，一致认为，应当把省委处理重大问题的文件保存下来，送苏联交中央代表团存档，便于代表团了解省委的工作。于是决定派交通员专程护送，不料交通员到达了，文件在火车上被日军截获，造成重大损失，应承担责任。”第一次与王明的见面，也是第一次接受王明的审查，就这样结束了。

紧接着是第二次审查。不久，杨光华接到通知，说王明要召开“满洲工作会议”，听他汇报满洲省委工作。杨光华于是在一个新笔记本上写好汇报要点和提纲。会议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二楼会议室进行，康生、林电岩等参加，王明主持会议，杨光华汇报。会议中途，王明宣布休息。大家走出会议室，一个俄国人走到王明面前，用俄语同他交谈了几句，锁上会议室走了，杨光华急忙对王明说：“我的笔记本在会议室。”王明看了手表说：“该午休了，下午接着开会，再拿不迟。”下午的会议换成三楼会议室，杨光华又对王明说：“我的笔记本还在二楼会议室。”王明反问道：“你还用本子汇报吗?”杨光华说：“可以不用，但本子必须拿出来。”王明敷衍说：“回头我让他们拿出来便是。”会议结束后，杨光华再次提出要拿回笔记本。王明不耐烦说：“在共产国际的机关里，你还不放心吗?”笔记本仍未取出来。然而就在会后的第二天，该招待所职工支部传出消息说：“杨光华故意丢失秘密笔记本，清洁工拾到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了。”于是将杨光华拘留审查，当他辩解时，王明矢口否认，受到“不许诬陷王明同志”的严重警告。这次审查，除王明上次提出的四个问题，又加了一个“本子泄密事件。”

第三次是审判。折腾一阵之后，杨光华被苏联内务部便衣押送斯莫林斯克省亚尔宅沃镇纺织厂做学徒工，监管劳动，发最低工资。1936年1月，杨光华从一份中文《救国日报》上看到一篇专论：《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诬陷杨光华是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党内并爬到高级领导岗位。杨光华十分气愤，向中央代表团写信申诉;信发出不久，即被苏联公安人员押回莫斯科中央监狱，经过两次特审，判处五年徒刑，流放北冰洋集中营服苦役。

三灾八难

在流放期间，杨光华一直受到监控和暗算，稍有不慎，即有生命之虞。

最难忍受的是精神折磨。一个异族人，又戴着“内奸”的罪名，在集中营里劳动，处处受人白眼。有的人像看待“瘟疫”一般回避;有的人像对待牲畜一般驱使。特别是王明派去的眼线，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叫张鍟泉，受王明“迫害”而“流放”，在异国他乡，受人欺负，因此视他如“亲人”，终日与他如影相随，“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他“照顾”他，时不时发发“牢骚”，甚至辱骂斯大林。开始，杨光华同他辩论，后来识破了张的“庐山真面目”，不予理睬，这个“政治犯”也就消失了。

再就是肉体折磨。北冰洋恶劣的自然环境无须赘言，单说每日的超负荷劳动，最差最低限量的黑面包，就让人无力承受。

在乌列达列沃尔古达的铁路建筑工地上，每天挖路基、扛枕木、抬石块，只发给最低标准的黑面包，完不成劳动定额，还要扣发定量，不到一个月，杨光华就晕倒在工地上，被工友抬回。

在森林伐木场，整日砍伐原始森林。一天，他同一个老犯人锯一棵五六人合抱的大树，锯倒之后，他膝关节剧痛难忍，卧倒在雪地里，半天才慢慢缓过神来。又一天，他扛着一根两百多斤重的圆木，趔趔趄趄地往前走，一棵锯倒的大树向他砸来，腿脚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多亏一位叫安德利的犯人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包扎、止血，背他上医院治疗。

在深山沟里烧木炭，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搬木头、出木炭、烟薰火燎，不到一个月，他皮肤干裂疼痛，眼睛红肿溃烂，视力迅速下降，最后只剩下一点点光感，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产生怜悯之心，调他到澡堂子里，视力才慢慢恢复。

在林海雪原里焊接天然气管道，坚冰覆地，寒风刺骨，没有防冻措施，又吃不饱，冷冻、饥饿、劳累，很快把他击倒了，生命奄奄一息。是善良的立陶宛大哥用马车将不省人事的他送到医院，幸亏一位曾为高尔基治病的“政治犯”、医术高明且心地善良的医学博士，把他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并证明他不能再参加重体力劳动。病愈之后，杨光华又到澡堂子劳动，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解除劳教。在这里，杨光华同一位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俄罗斯洗衣女工相识并建立了友谊，经好心人牵线，结为伉俪，育有一子，才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回归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杨光华欣喜若狂。此时，他看到了回国的希望，虽说有了俄罗斯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但他当年之所以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能顽强地活下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回到祖国怀抱的强烈心愿支撑了他;他相信，只有回到祖国，才能洗清强加于他的不白之冤，才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为此，他连续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递交回国申请书和申明书，经过七年的不懈争取，1956年接到了批准他回国的通知书。杨光华终于圆了回国梦，他万分欣喜，高兴地宴请曾关心、帮助和救过他的命的立陶宛大哥、医学博士和澡堂子的工人朋友，接受他们的祝福，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们。

同年六月，在苏联流放了二十一年、七千五百余个日日夜夜、历经三灾八难、九死一生的杨光华，终于回到了自己曾为之奋斗、无限向往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代表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接待了他。对于中央如此高的礼遇，这位在北冰洋流放了13年，又被苏联监控了8年都未落过泪的硬汉子，像小孩回到慈母怀抱一样，泪水滂沱，痛哭不止。这既是伤心的痛哭，又是庆幸的痛哭。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对他作出了结论：“杨光华同志1937年在苏联受流放处分系误会。在全部流放期间与党失去联系，由组织负责。杨光华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其党龄从1927年5月转为正式党员算起。”杨光华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但为了国家建设大局，他没有纠缠历史恩怨，积极投入了国家建设的行列。

为了照顾杨光华的身体，组织上安排他到哈尔滨任东北党史研究顾问，适应新的环境。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失散二十二年的结发妻子冯永莹，又梦寐般地走到一起了，并育有一女，叫杨剑如。

冯永莹，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冯仲云小妹，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人员，1935年同杨光华结为伉俪。在杨光华被审查时，王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调她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实际是对她进行监控。她拖着怀孕之身来到苏联，并产下一子，送保育院抚养，不幸夭折。让她无法理解的是，虽经多次努力，但始终不让她同杨光华见面，也没有告知杨光华的情况，1938年，她带着失夫丧子的痛苦回国。

1959年，杨光华应贺龙邀请到北京，任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办公室洪湖组顾问。1962年，杨光华任湖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驻会常委，1982年离休。其间，他回到故乡嘉鱼县祭拜慈母，并迁葬文庙山。县委、县政府热情接待了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焕发革命青春，积极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直到古稀之年，仍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倾注心血，撰写了许多回忆录。1991年8月26日病逝于武昌，享年83岁。

(周廷諴搜集整理)